对话街头艺术家 Vhils：在城市 “破坏” 中捕捉人文印记

没有浓墨重彩的炫丽笔触，没有抽象离奇的艺术隐喻，他将电钻、铁锤、凿子，甚至硝酸和炸药作为 “画笔”，在城市墙壁上留下他的 “破坏” 痕迹。

与我们普遍认知的涂鸦艺术家不同，葡萄牙街头艺术家 Vhils（本名：Alexandre Farto）的创作形式在于雕刻而非直接绘制。早在少年时期，Vhils 便开始了涂鸦创作，因在 2008 年受邀于 Bansky 的 The Cans Festival 中展出亮相而闻名。自那以后，Vhils 独特的雕刻艺术便受到了国际上的瞩目与认可。尽管现年仅三十有余，Vhils 早已成为街头艺术界的中流砥柱。而这一切的开端，都要从 1974 年里斯本的那场 ”康乃馨革命“ 说起。

1974 年 4 月 25 日，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左派军官组成的 “尉官运动” 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期间，军人以手持康乃馨花来代替步枪，”康乃馨革命“ 的名字也因此而来。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萨拉查右派独裁政权为期近 50 年的统治，实现了葡萄牙的自由民主化，同时也使得那里的涂鸦场景发生了转变。革命结束后，当地的政党和人民将墙壁作为主要的交流媒介，城市里到处散布着透露有政治信息的壁画。而后的 80、90 年代期间，这些壁画逐渐被外来国际品牌的广告海报所覆盖，新老信息的堆叠与对立使得原本就热衷于涂鸦的 Vhils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试图刮开堆积的海报层，挖掘出那些被掩埋、封存的信息与历史。“ Vhils 如此说道。

此后，Vhils 便将这种 ”做减法“ 的理念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方向，并发挥至了更广的物质表层及公共空间。印刷品、木板、泡沫、金属、混凝土… 任何你能想象到或想象不到的物质表面都能成为这位艺术家的画布。Vhils 最大型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创作项目就要属《Scratching the Surface》了。这一项目在 2007 年首次出现于里斯本，在这些作品中 Vhils 将关注点放在了城市与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上。通过在楼房墙壁上雕琢出一张张普通陌生人的面孔，Vhils 试图揭露城市所隐藏的独特个性和历史身份。与此同时，Vhils 也将墙壁作为有力的宣传媒介，反映着深刻的社会议题及环境问题。直至今日，光是《Scratching the Surface》单个项目所涵盖的作品就已超过 220 幅，遍布全球多达 30 个国家的 87 个城市。

这位热衷于实验的视觉艺术家从不让自己局限于单一的创作形式，除了壁画之外，他更是把自己的艺术概念辐射到了视频录像领域。2010 年，Vhils 通过在波尔图举办的《Detritos》展览展出了自己的第一个视频作品集，其中还包括了为葡萄牙乐队 Orelha Negra 创作的 MV。这也是他首次使用烟火爆破的技术进行创作。在这些视频中，你能看到慢镜头之下墙壁石块爆破的整个过程。而这个令人惊叹的作品，是 Vhils 与火药爆炸师团队花费了八个月时间，更换了无数种火药反复实验才达到的效果。”通过这一视频创作，我想借机讨论危机、破坏之后的废弃瓦砾之概念。“  Vhils 这样解释道其中的创作想法。在 ”损毁“ 墙壁的基础上用镜头抓住碎石飞溅的瞬间并无限拉长，这似乎更进一步地深化了他的创作理念：破坏结构层次以捕捉稍纵即逝的过往。这一创作手法在后来还被摇滚乐队 U2 采纳，《Raised by Wolves》的 MV 便是由 Vhils 亲自执导的。

如今，Vhils 已参与或举办了大大小小的群展及个展，还与 JR、Shepard Fairey、Felipe Pantone 等等不同类型的知名街头艺术家联手合作，每一次的作品亮相都能激起西方艺术届极大的回响。基于自己的影响力，他组织的 Iminente Festival 更是让音乐与艺术之间碰撞融合，为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街头艺术家和音乐人们提供了交流与表演的机会。但你一定没想到，这位步履不停的艺术家与中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在前不久，Vhils 于上海 Danysz gallery 举办了个人展览《境域》（REALM）。他将在上海城市中所遇见陌生人的生活状态和街道景象结合，创造了几十幅浮雕作品并按矩阵排列组成装置式的群像。在展览筹备过程中，Vhils 还与导演 José Pando Lucas 共同拍摄了影片《境域》。Vhils 与香港的渊源就更不用说了。他于 2015 迁至香港，自此便在那里长期居住。也是在那时候，他完成了当时和好朋友 José 的首部合作影片《香港的碎片》。很难想象，一个来自外国人的视角竟能勾勒出如同港式电影般的诗意景象。

在趋于同化的全球城市生活中，Vhils 如何凭借艺术创作精巧捕捉当地的人文生活与历史痕迹？作为实验主义者的他又如何将自己的创作理念扩展到不同的艺术媒介上？我们有幸联络到了这位艺术家，与他共同回顾了其十余年的创作生涯，深入探讨了他作品中的艺术人文语境。最后，他还直言不讳地袒露了自己对中国城市的深切热爱。

 

Vhils（Alexandre Farto）

「比起做加法，不如可以做减法。」

你是从何时开始以墙壁凿刻的形式进行艺术创作的？

1974 年里斯本发生的那起 ”康乃馨革命“ 对我的艺术创作形式影响至深。革命结束后，原先墙壁上的涂鸦逐渐被外来国际品牌的广告海报所覆盖。这些墙壁越来越厚，仿佛要把所有的过往历史吞噬其中，这使得我对挖掘墙壁的层次产生了兴趣。其实大约在 2006 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尝试纸模涂鸦（Stencil），同时我对涂鸦中的一些破坏性手法很感兴趣，所以我最终彻底颠覆了传统纸模涂鸦的技术。比起 ”做加法“，我想不如可以 ”做减法“。于是我剥开堆积的海报层，以此创造新的图案与肖像，试图探索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

不久之后，我决定在墙上尝试这种雕刻技术，并基于相同的概念开始了我的 《Scratching the Surface》项目。我当时的想法是，其实我们作为个体，无非也是由不同的层次构成，于是我开始在墙壁上创造人物肖像。同时我也将这种破坏性的创作手法使用在了其他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

你在创作中用到电钻、硝酸、金属蚀刻等等工具和技术，甚至还用到了炸药… 在执行上一定比较困难吧？

拿炸药举例，我第一次想到用这种方法是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从那次危机中反思到，一个极小的 “火花” 竟然能给社会带来如此巨大、持久且具破坏性的影响，这太震撼了。于是我就萌生了烟火爆破的创作想法。我们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反复实验才完全掌握了这门技术。尽管我找了专业的火药爆炸师团队合作，但要在墙壁上进行艺术创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尝试使用各种工具创作，包括锤子、电钻、凿子、工具刀、旋转雕刻工具、电热丝泡沫切割器、硝酸、漂白剂等等…它们可以满足处理不同状况的可能性，但过程真的也非常困难。

还会想做一些什么样的实验性创作？有想过使用一些别的技术或在全新的物体表面进行创作吗？

在新的物体表面尝试创作一直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我最享受的地方。哪怕结果与我的期望不符，我也很喜欢这种学习的过程。我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基于实验，所以我总是在寻找新的工具、材料和技术。有时成果是好的，但有时出来的作品也会比较随机、负面，但这些都有助于改进我的工作，甚至可以为我指出意想不到的灵感方向。

除了作画之外，你也涉足 MV、短片、舞台制作及音乐节的项目，就你个人而言，不同媒介之间的艺术表达形式会有什么不同？

艺术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我想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我希望尽可能地将视觉艺术、音乐、视频这些统统整合到我的作品中，我在很多次的展览中都加入了视频创作的部分。同时我也有举办  Iminente 音乐艺术节。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同样也是我生命中的组成部分，它们流动、有机，且连贯一致。

除了通过公共空间的创作搭建起艺术沟通之外，我也渴望通过像 Underdogs 平台和 Iminente 音乐节这样的活动来回馈我所在的艺术社区、城市以及那里的居民。我认为艺术就是一门共通语言，我喜欢用艺术来拉近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距离。比如 Iminente 的目的就是将所有与城市文化相关联，但却有着不同表达方式的艺术家全部聚集在一起。我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音乐家、艺术家们在一起近距离地交流灵感，这股凝聚力非常打动我。

 

「所有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相似，我想让它们区分开来。」

你的作品中大多刻画的是城市中再普通不过的居民，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你作品中的主角？

城市中的 “人” 是我创作的重中之重。我喜欢通过艺术创作将我在城市中遇到的陌生人以及他们的故事描绘出来。这些人物肖像能够讲述人类的本质、身份及起源地。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相似，我想让它们区分开来，探索城市与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人们建筑了一座城市，与此同时，城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我试图通过墙壁凿刻将这些居民的肖像叠映在城市外壳之上，揭开埋藏在城市深处的历史与生活。

既然你的艺术创作中大多主体是“人”，那反过来讲，你觉得艺术是一件需要被普罗大众所理解的东西吗？

艺术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我之所以对公共空间的创作感兴趣，正是因为公共空间可以让我直接参与到城市生活当中，以此发散出一座城市的人性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更好地与公众开展互动和讨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参观画廊和博物馆的人，使得他们自由、直接地了解艺术。我相信这样的文化交流可以激发出具有社会影响及经济回报的新文化动态。

你的作品主题总是探索着全球化与地方的联系和对立，你认为全球化对于文化发展的利弊是什么？

我的作品本质就在于提出全球化发展与文化同质化的相关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全球的资源以及人民的生活和身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全球与地方之间存在着何种冲突，与深陷其中的人们之间又有何冲突？这些都是在作品中反映的议题。

全球化进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有黑暗的一面。资源的有限性缩小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相似、统一。永无休止的发展与消耗、物质上带来的舒适——这种乌托邦式的幻象使得人们不再质疑那些所背弃或者遗留下来的东西，但我们准备以这种短暂的舒适为名走多远呢？人类正在与自己的本性及身份对抗着，甚至已经有点在这趟旅途中迷失自我了。当我们停下来思考社会所发生的转变时，只会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充分吸收这些变化，甚至没有时间考虑它们到底是好是坏。

这些快节奏的变化在世界各地的城市留下了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墙壁、广告海报以及其他种种物质表面变得越来越厚。于是我在层层堆砌的事物中捕捉到了这些变化，我尝试用我的作品来划分这些层次，去除 21 世纪城市的最新表面，将它们的本质解剖开来。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的创作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是什么契机让你将艺术创作从里斯本带向了亚洲地区？

里斯本是一个大熔炉，是连接欧洲、非洲、亚洲及美洲的十字路口。 这座城市与整个葡萄牙语社区，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着很深远的联系。正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输入才构成了里斯本今日的样子。同样，葡萄牙和中国之间也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程，我很乐意延续这样的传统和精神。

你曾分别在香港、澳门、北京、上海创作过符合各个城市特质的作品，你是如何找到与中国城市之间的共鸣的？为什么你特别热衷于香港？

我在 2012 年第一次拜访中国时就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一年，我受邀在上海的 Magda Danysz 画廊举办个展，并在那里工作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段经历十分有趣，以至于我后来经常造访中国。我在 2015 年 8 月的时候搬到了香港，之后一年我便受到香港当代艺术基金会（HOCA）邀请举办新的展览，在那之后我就决定在香港开设一间工作室。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长期在香港生活，同时也游走于各个城市之间。在此期间我开启了很多项目，包括 2017 年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个大型个展，以及另外两个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举办的个展。

今年，我还在澳门联合策划了六个展览，旨在建立中国和葡语国家艺术家之间的对话。我游历了北京、深圳、广州、香港、澳门，以及这些地方的周边城市。中国的文化特征、历史和人民真的非常吸引我，我很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实现了质的飞跃。而我的创作本身就涉及当代城市社会的相关问题，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的创作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前段时间你在上海举办了《境域》（REALM）展览，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体验中收获到了什么？

《境域》就像是一个故事集，这些故事由我遇到的陌生人讲述。 这个想法延续自 2017 年我在北京举办的《印记》（Imprint）个展。上海同样是一座让我流连忘返的城市，所以这次我希望建立起上海与北京两座城市之间的对话。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的巨变，这为很多城市带来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其中一些城市还比较新，仍在搭建着自己的身份。但像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古老城市并非如此，这些城市拥有独特的个性，且这种独特的身份标识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沉淀后才建立出来的，因此我觉得在这里非常有故事可言。另外，我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都很勤奋，而且善良真诚，我很喜欢大家的工作方式。

 

自 10 多岁起就痴迷于涂鸦的 Vhils 现如今将这股爱 “搞破坏” 的劲儿演化成了独到的艺术美学，层层剖析着城市生活的印记与人类身份的本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 ‘现代考古学家’，挖掘着当代文化的化石。“ 他在最后给出了这样的自我总结。

全球化进程使得城市生活之间趋于大同，凶猛的信息洪流不断更新着人们的认知。急于追赶变化的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和感知那些已逝去或是擦肩而过的事。也许在当下，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位城市 ”破坏者“ 来打碎乌托邦的城市外壳，找回那些被忽略、被遗忘的印记。